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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斌先生的厦大之行
发布时间:2018-05-03 浏览:283

20184月中旬,“世界人文学术会议”在厦门大学召开,数十位国内外一流人文学者莅临厦大,可谓是群贤毕至。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特聘教授,著名的明清史专家王国斌(R.Bin.Wong)先生也位列其中。1981年间,王国斌先生就曾造访厦大,并做了关于中国仓储制度的报告。时隔三十七年,当王国斌先生又重新踏上厦门这片土地,看到了厦门城市建设方方面面巨大的变化之后,不禁感慨连连。借由这次人文学术会议的机会,王国斌先生又一次来到了厦大,开启了他此次的厦大之行。

417日下午,王国斌先生在厦门大学联兴楼103会议室为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学术报告,报告题为“中国的人口和空间规模对中国历史的意义”(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 Territorial Size)。本场报告是世界人文学术会议的大师讲座之一,由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主持,澎湃新闻对本场讲座做了详细报道。


讲座围绕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这一主题展开,王国斌教授侧重从制度和思想的层面分析了中国的空间和人口规模的形成原因及其影响,指出探明历史对于理解当代的重要性,提倡从多种历史角度审视当代中国。王国斌先生指出,中国“地方大”、“人口多”的空间和人口规模并非自然而然的现象,而是结果。首先应该思考,历史上的中国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他认为只有理解制度和思想,才能弄明白历史上中国的统治者是如何治理这么大一个地方。中国历史的语境之下有两种“治理”(governance),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直接治理大多是正式的、自上而下的。间接治理一般从下而来,主要看本地精英如何控制地方社会,很多历史条件下,地方精英无法真正成为很大的政治性体系,而是进行一种非正式的治理。中国或其他帝国之所以那么大,共同原因在于它们往往有间接治理。中国的体制有一种柔性区分(soft divide),政府和社会分得不那么清楚,这一现象有其自身的原因,也产生了悠远的影响。中国很早就有“利民”的思想,在具体的治理方面有很多惠民的政策和办法。虽然不是总能实现,但至少存在这种理念和制度性的规定,主要反映在仓储制度、水利建设、人口迁移三方面。中国的治理也包括文化方面,有一些文化性的手段。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来看,中国在帝国时代就有办法对广大地域内有着不同文化习惯的人群进行治理,途径就在于努力构建起他们共同的文化基础,尽管表现形式是纷繁多元,但内在精神则是文化一统的。历史对于理解当代十分重要,但这还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说法,王国斌先生进一步指出,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历史角度审视当代,因为从不同时代的立场可以更明显地看到当代的不同现象。报告完毕后,王国斌先生还就历史与当代对思想的形塑、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思想与制度的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老师和同学的提问。讨论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418日,王国斌先生与世界人文学术会议其他与会嘉宾一起,前往鼓浪屿进行世界文化遗产的实地考察。学者们首先参观了鼓浪屿历史文化陈列馆,馆内陈列的600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和近百件实物将鼓浪屿百年历史文化脉络生动地展现在学者眼前。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学者们对鼓浪屿的发展脉络、文化特色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午间,诸位学者在海上花园七号楼二楼多功能厅展开主题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和比较文明”的学术讨论会。午后,学者们依次参观了菽庄花园、海天堂构、风琴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馆,实地考察了鼓浪屿中西交融且不断创新的文化。

 420日上午,王国斌先生在厦大历史系刘诗古助理教授的陪同下,拜访厦门大学荣誉教授杨国桢先生。王国斌先生早在19819月造访厦大历史系期间,便做客杨教授位于白城的寓所,结下了深刻的友谊。1985年,杨国桢教授应斯坦福大学的邀请,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一年的教学与交流,次年6月,杨教授在西海岸之行中与当时任教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王国斌先生及家人相聚于旧金山渔人码头。而此次是他们时隔三十二年后的再度碰面,老友相见格外激动,共忆过往种种,一切似乎历历在目。杨教授还特意找出了珍藏的两人初次见面以及在美国时的合影,不禁感叹时光飞逝。


阔别三十七载,悠悠的岁月带给王国斌先生的是沉淀,是积累。当王国斌先生与厦大重逢之时,展现出来的是愈加成熟且睿智的大师之风。王国斌先生此次的厦大之行虽然不长,但却给厦大师生展示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带来了宝贵的思想交流,令厦大师生受益匪浅。期待王国斌先生的下一次到来!

  

文:人文学院张舒、胡舒扬、陈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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